在盘查过程中，如果警察有着制式服装的，并不需要另行出示警察证。

共和主义对言论自由的意义的阐述，也是强调其促进对话与商谈、形成公共意见的功能，而非个人自我实现的功能。[2]哈贝马斯也认为：一直到20世纪前三十来年，自由主义的法律范式表达了一种法律专家们广泛分享的背景共识，从而为法律运用提供了一个由未受质疑之诠释准则所构成的语境。

如前所述，这本《宪法实施原理：解释与商谈》是中国共和主义宪法观的一个宣言。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也更强调法律保障下的自由，并认为共同体伦理对个人具有强制性规范力。共和主义将政治看作全体公民在集体的审慎思辨中追求公益的过程，而公益并非个人偏好的总和，而是一个共同体所应该实现的价值。代议机关/法院/公共领域）以各种交往方式就宪法规范的含义与宪法性事件的规范性判断的‘对话和‘认同。诉愿人个人的立场、政府的立场、公众的压力、政治的考量，在最终的宪法诉讼中都在发生影响。

即使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反自由主义的宪法，在其规范设计（特别是基本权利规范）上也无法完全另起炉灶。这些主张，是希望法院之外的其他国家机构和公民，更多参与宪法意义的型塑。当然，交通信号灯的管理权归于交通警察，也与新秩序观之交通秩序中心化的理念相符。

其路径无外乎围绕秩序的构建、整合或维护。按照现有规定来看，办理身份证件或护照规定了严格条件，并且办理机关都隶属于公安机关。作者简介：刘启川，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更进一步，在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双重品格的推动下，交通警察职权范围内——道路交通秩序与交通安全，不应是往常普遍存在的被申请行为或消极被动不作为，更多的应是主动履行其秩序维持功能。

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为交通警察的辅助义务。[23]但并不能由此否认日本交通警察秩序的维护并无人权保障的元素。

因而，可以将此事项从交通警察权的权限中剔除，交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负责。维护交通秩序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交通警察不同于其他警种。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镜鉴，为修订相关规范提供指引。新秩序观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道路交通警察涉足了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之外的诸多领域，[①]并且出现不同行政部门实施同一权能的现象。

以交通警察权蕴含的价值与功能预设系统指导其权能改革是较为科学的路径。[11] 李震山：《警察任务论》，登文书局1998年版，第24页。交警调解权并不以强制力的后盾保障为必要条件，倡导自愿合意合法处理争议，富含人权保障要素，但是实践中调解不成的多以处罚或者强制作为案件终结方式，以修复道路通行者之间应有的交通秩序，因而交警调解权正是新秩序观交通秩序为主人权保障为辅的典型体现。对此，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者过早的意识到该问题，并在法律制度中加以明确。

退一步讲，如果将两者合二为一，则其权能将被放大，随之而来的隐患是，极有可能出现市民法治国家初期类似的场景：警察以促进人民福利配合危害防止的秩序任务，任意扩大了危害范围，致使警察权介入许多行政工作领域。[②] 以停车场设置、管理为例。

[13] 对此，《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21条以更为详尽的内容确认了这一规则。如主动指挥交通、主动处置交通违法行为。

[④]警察权等同于行政权的态势，为警察国时期基本特征，并且此阶段警察权的功能在于维持秩序，甚至可以说，警察权是秩序的化身。（3）道路交通安全科研、交通安全教育、停车场设置与管理、交通信号灯设置 对于组织指导道路交通安全科研、交通安全教育、停车场设置与管理以及交通信号灯设置等四则事项，一般来说属于给付行政的内容，并不符合新秩序观对交通秩序的优先保障诉求，同时皆不具备危害防止的急迫性，以及诉诸强制力的必要性，因此，可以将上述四项内容从交通警察权能中分离出来。1951年《城市路上交通管理暂行规则》第1条规定：为统一全国城市路上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安全起见，特制定本规则。从根本上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当前交通警察权力格局并未充分考虑其权能性质与内在价值，进而影响了权能设置的科学性。参见李震山：《道路交通安全行政法制之建构与问题举隅》，《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63期。果如是，加之车辆登记、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驾驶培训学校一并纳入交通主管部门的辖制范围，更便于交通管理的系统化与科学化。

因此，从功能主义的视角而言，相较于交通警察权之人权属性，交通警察权秩序价值的权重应适度偏重。（二）现代交通警察权人权属性应用及其局限 1．人权保障功能的应用：从虚妄到凸显 可见，传统警察权下交通警察无法有效因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过度强调秩序的价值取向，与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

[30] 主要查询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下位规范：《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公路巡逻民警队警务工作规范》等规范。或许有学者会提出，在社会法治国之福利行政与给付行政的背景下，交通警察权亦应当作出相应的回应，至少应增量人权保障要素。

只不过，人权是在例外情形下予以优先对待。不可否认，文明社会的生存，不可能没有某种武力因素，[⑤]同样，交通秩序的实现也必不可少地为交通警察配备一定强制力。

在中观上，推动交通警察任务规范结构变革，以获取权能改革的制度保障。即便有时冠以人民福利之名，但其干预行政特色，也与人民福利是背道而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分工的精细化，民众对专业化与专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的功能不能仅限于消极的秩序维护或者积极强权干预，而是应当与社会需求与社会发展相契合，行政国随之出现。如同英国学者W.Friedmann氏所言及的现代国家的五种功能。

其不同于一般的国家行政权，这是因为警察权较于其他行政权具有补充性。具体而言，城市交通风险的增大，无非来源于这些问题，也是交警亟待解决的问题：现代城市空间的有限性，人口、车辆急剧增长性，交通事故尤其是重大交通事故的惨烈性与处置及时性要求，驾驶工具的危险性，通行效率与安全的过高期待性，等等。

[⑨]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促使交警在活动之时除了秩序维护之外，恪记保障人权是与维护秩序、安全等同位阶的任务，并不可只关注秩序与安全，而无视人权。这与现代行政发展的基本趋势严重不符。

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讲，秩序是事物在时间、空间或逻辑联系上相对固定的结构。尽管上述条文中明确遇到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然而，囿于保护现场留存证据的秩序要求，实践中容易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形：要么肇事者死板的维持秩序而放任受伤人员伤情恶化，要么积极的救治受伤人员因疏漏保持证据而面临一定的罚责。

尽管，在侵害发生后，法律规范为漠视受伤人员的肇事者设定了民事或者刑事罚则，但是这些内容都改变不了交通警察在处置交通事故之时所彰显的偏重交通秩序的价值取向。[19] 并且，以此手段外化的道路交通规范所一贯秉承的秩序、安全等价值，内含着人权保障的意蕴。与此同时，需要明确，交通信号灯的管理权仍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享有。④对于交通信号灯而言，《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相关规范并未明示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机关。

第二，警察任务所涉价值之间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秩序的维护是为了人权的保障，人权是秩序的目的。换言之，为了达成一定秩序，自由与人权只能退居其后，同时，为秩序让道也是自由、人权等价值的义务。

不仅缘于此，驾驶证人身属性的认证，与交通警察权新秩序观之交通秩序为主，在逻辑上是自洽的，都是为了建构或稳固交通参与者共同体的秩序规则，因此，驾驶证申领（发证、换证、补证）不应从交通警察权之中分流出去，具体仍可由其继续办理。至于减损的人权，完全可以通过事后救济的方式予以弥补，此举正是行政法之比例原则的要义所在。

倘若不考虑交通警察秉性与行政部门特性，而将交通警察涉入诸多领域，很显然，这与行政国之精神相违背。另一方面，之所以在交通警察任务或者道路交通规范设置宗旨之时，将人权价值放置于秩序、安全、效率其后，一个重要考虑在于，秩序、安全、效率的终极价值在于实现人权。